从《孔子》看井上靖对中国儒学的认识

摘要：《孔子》是日本二战后著名作家井上靖的最后一篇历史小说。《孔子》是井上靖读《论语》的心得，从作家在作品中重点讨论“天”、“天命”和“仁”等问题，可以看出井上靖对中国原始儒学的认识存在着误读，这也和儒学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有关。

关键词： 孔子 井上靖 儒学  误读

 

Looks at Yasushi Inoue from "Kong Zi" to 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understanding 

                        Guo  Wei-ping

(Modern Management Department,Zhengzhou Technical College,Zhengzhou450121)

 

Abstract:" Kong Zi" is the After Japanese World War II, well-known writer Yasushi Inoue's last historical novel. "Kong Zi" is Yasushi Inoue read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attainment, from writer in work key discussion “day”, “destiny” and “kernel” and so on questions, may see Yasushi Inoue to have the misregistration to the Chinese primitive Confucianism understanding, this also the history which disseminates in Japan concerns with Confucianism. 

Key: Kong Zi  Yasushi Inoue  Confucianism  Misunderstanding

 

井上靖是日本二战后一位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颇丰，尤其以他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成就较高。《孔子》是井上靖晚年的最后一部力作，为了创作这篇小说，他曾先后六次到我国山东、河南一带实地考察，收集有关资料。小说于1987年夏开始至1989年春，在日本《新潮》杂志上连载，引起广泛关注。全书共分五章，小说的上半部分写了蔫姜原为蔡国国民，蔡国灭亡后，他流落于宋国，遇到了在外游学的孔子一行人，他作为一个仆役加入了队伍，在孔子思想言行的熏陶下，逐渐成为众多弟子中的一个。孔子去世后他守孝了三年，随后隐居了三十三年。小说的后半部分由蔫姜对孔子片断式的回忆和蔫姜组织众人对孔子言论的讨论组成。全书采用横向式的结构向读者展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艰辛，展现了孔子渊博的知识、高尚的情操、身处乱世的凛然正气、以及关照人类的博爱。

《孔子》可以说是井上靖在读了《论语》后的一份心得，关于这部作品井上靖曾谈到：“在《论语》中似乎有些痛苦时求神保佑之类的语句。当面临死亡，做一些工作时，就会不时地想起其中的一些语句来，好象内中存在着包罗万象之感。”[1]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对孔子言论中几个命题进行了探讨，井上靖借人物之口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井上靖在《孔子》中重点探讨了“天”、“天命”和“仁”的问题。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井上靖在书中引用到的论语中关于“天”、“天命”的词条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渡，命也夫。井上靖对“天命”的理解为“天赋予的使命”，对“天”、“天命”的探讨集中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蔫姜组织众人讨论孔子言论的部分，他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的意思就是“我五十岁时，自觉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上天赋予的崇高使命。”他认为意识到这样一种使命感，就应该为它进行不懈的努力，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应该努力去做，成功与否都是天意。作者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天”这一概念同“天意”、“宿命”等同起来。然而，孔子对于“天”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自然界的代称”，二是“难以测知（认识能力所限）的社会之必然或伦理标准”；“孔子所谓‘天命’也有两层主要的含义：一层是自然或社会的必然性；一层是政治伦理、规范和道德理想的追求”。[2]孔子所说的有意志的“天”和不可抗拒的“命”都是一种客观精神，而作者把“天”、“天命”看作一种唯心主义意义上的宿命、无形之中控制一切的力量。虽然作者看到了孔子学说中的积极因素，指出了为了同“天”、“天命”抗争，人类应该进行最大程度上的努力，但这样的抗争在作者看来又往往是要以失败而告终的。这样的理解袭承了日本文化中的的物哀传统，哀伤而又虚无，并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领会孔子所谓“天”、“天命”的含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指出，“仁”就是“爱人”。作者认识到“‘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认为“‘仁’就是体谅他人，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无论是维系社会安定发展的‘大仁’，还是体谅、关怀他人的‘小仁’，其核心都是对他人的爱。”显而易见，作者把“仁”的概念同博爱主义等同起来。具体讲“仁”包括“恕”“孝”“悌”“信”“恭”“敬”智“俭”“良”“耻”[3]等道德范畴。井上靖强调了“仁”就是要群体之间的亲善、友爱，却忽视了个人道德的修为。从这点上来说，作者对孔子学说中的“仁”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井上靖在《孔子》中重点探讨了“天”、“天命”和“仁”的问题，对孔子学说中的另外两个核心命题“礼”和“中庸”并没有多少涉及。而在关于“礼”的问题上，作者在作品中提到了《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故事，作者看到了孔子对周朝文化的景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八佾》）。作者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夏、殷、周各自拥有不同特点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如果说要选择一个的话，我将选择以夏、殷二代文化为原本，在比它们更高层次上加以调和而形成的周文化。”从字面上看，作者这样的理解非常准确。但是作者没有认识到，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两句话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把两者割裂开来了。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社会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归于维持周代的封建制度。”孔子对周朝的景仰，并不仅仅因为周朝繁荣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对周朝的封建政治制度的认同。“礼”“乐”正是这种封建制度的外在形式。“在如何维持上，他（孔子）反对从来的权力服从关系而强调以道德为基础的教化关系。”[4]这也就是说，孔子反对用武力维持的高压统治，而赞成以个人道德修为为基础的“德治”，民与民，官与民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也就是孔子学说中所谓的“仁”。概括起来讲，“礼”是周朝封建制度的外在形式，“仁”是在平等基础上的道德，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在孔子看来就能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和平。

由此看来，作者并没有从宏观上把握孔子学说的体系，在《孔子》中只是对若干命题作了并不是很深刻的理解与探讨。那么，这样的误读原因何在呢？这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有关。

一般来讲，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在整个中国儒学体系中被称为原始儒学，它与宋朝的程朱理学（俗称朱子学）和后来的阳明学是有区别的。

日本人系统的学习儒家学说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的。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期间，日本向中国多次派遣使者学习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圣德太子着手改革，后来的几任天皇继续着这场改革，并逐渐建立了律令制度，日本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大大的提高。“日本的权力阶层系统的吸纳了儒家的社会思想，为建立以天皇权威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补充了合法性资源”。[5]虽然,在大化革新后的二三百年里出现了汉学的兴盛，但是由于早期日本儒学自身的不足，儒者大多是照搬照抄中国的儒家经典，没有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体系；加上当时儒学只是在贵族阶层中传播，没有传播到民间，没有更深的文化受众根基，儒学的衰弱就在所难免了。

在日本，传播较广影响较深的儒学是宋代理学，也就是朱子学。日本进入幕府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由汉唐所注儒家经典向宋代理学转向。从镰仓时代开始，到室町时代，到德川幕府建立，军事独裁一直掌握着日本政权。政府提倡的是武士道及武士精神。“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利用儒学阐释武士道，汲取了儒学忠、勇、信、义、礼、廉、耻等道德观念，依其统治利益所需要改造儒学，以充实武士道。”[6]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更是把朱子学尊奉为“官学”，同时禁止“异学”。日本历史上武士阶层专权的时间较长，这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在日本传播的面又非常狭小。幕府政府接受朱子学中的若干概念来强化武士道，来为其统治服务。井上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来理解中国早期的儒学，产生误读就在所难免了。而就是在早期儒学的传播上，中日两国也是有区别的。中国早期儒学强调的是“仁”，也就是孔子说的“爱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完善上的人的完善、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的和平。而日本早期儒学强调的是忠诚，武士可以为了领主奉献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仁”在日本与在中国的意义已经大相径庭了，它“是被排除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7]

在日本，“仁”有一种“法律范围以外之事”的含义。比如，向慈善事业进行捐款，或是对罪犯进行赦免，称为“仁”；另外，“行仁义”有另外一种层面上的意义，指的是“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盗亦有道”的意思。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核心，在日本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小说中井上靖写子路之死中引用了《论语》中子路的两句话，分别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和“君子死而冠不免”。中国人一般认为后一句更能表现子路的儒者气节。而井上靖则把注意力投向了前一句：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这种“义”的精神与武士道中的真诚、奉献、忠诚、报恩精神不谋而合。井上靖用“悲壮”一词来形容子路之死。在作者看来，“刚直豪爽、毫无矫饰、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而又直率忠诚、具有献身精神的子路就是武士的化身。子路之死就是武士之死，是光荣而又高尚的。

虽然，井上靖对中国原始儒学的认识存在着误读，但并没有妨碍他塑造一个慈祥、宽容、和蔼、善良的孔子形象。孔子是圣人，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为抽象意义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超人”，而是把孔子当作一个凡人来写，把他当作战国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用孔子的颠沛流离来表现当时历史变幻的风云。作者写孔子在战国纷乱的时局下的立身处世，用他身上的“仁”和“爱”来突出他的伟大。在井上靖笔下，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人”。孔子的文化思想具有超时空的永恒的意义，孔子所倡导的和平正是井上靖所珍视的时代主题。

 

注释：